【发刊词】朱云川：时代大势所趋，人民众志成城

美国发动生化战，国人阳过而复，向死而生，全民大都成“东亚病夫”了。感国事之险恶，民生之艰难，偶得绝妙对联一副，以应时事，以和同志，以飨读友，明我中华复兴倒退百年，国人蒙昧无知，在大学教育之扯犊子也。

上联是:

拳打北大无道，重回孔家店，不懂装懂没脑子，昧着惺惺使糊涂；伪君子，两面人，误把道场当商场，庸劣塞道，假冒伪劣卖卖卖！

下联是:

脚踢清华缺德，甘做二鬼子，文化资敌没良心，四唯资格爱摆谱；毒教材，香蕉人，错认禽兽为祖宗，跪贼作父，崇洋媚外坏坏坏！

横批是:

应钱学森问答。

作为小资产阶级立场的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成为合格可靠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作为又庸又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只是一群跳蚤(妖怪)而非龙种(圣贤)，他们是人民共和国的蛀虫。

真理起初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不以众议、资格、地位论英雄，而以坚持圣贤道德、知行果合一、现实成果大小为标准。

什么是共产主义？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有房大家住，有病大家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问题大家商量，就是共产主义。人民有劳动、人格、尊严，社会有公平、公道、公正，就是共产主义。

这是朱老师对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观点的引述和阐发，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共产主义思想的接着走。其中，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有敌大家打，都是毛主席的原话。

郭向锋：

“朱老师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总结得很精辟、很实在、很精准！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诉求和急切盼望。这正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奋斗目标和追求的福祉所在！无论多么高深的共产主义理论，无论多么声势浩大的社会科学实践，归根结蒂都必须导向这一目标！否则就没有生存的土壤、没有生命力！”

炎黄孙：

1919年，一个新青年大声疾呼：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地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湘江评论》发刊词，1919年7月。

1925年，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社）和国民党右派（资）。

1940年，一个中年人为建立新中国激情澎湃：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

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

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

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1958年，一个老人痛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说：

精神不振，奴隶精神存在，迷信古典作家，又没有学到古典作家的势如破竹的风格，他们风格较高，我们风格较低。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具有无穷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授。

从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同老古懂（董）战斗，博学家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而他们总是能战而胜之，难道不是吗？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被敌人统治着。

有些同志甘愿当资产阶级反动派学者的奴隶，是殖民地人民精神不振（做久了奴隶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

我们与右派的比较，究竟谁有问题？

只要方向对，学问是可以逐步积累的。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我们不是空疏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应当在理论上苦战多年。

——《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22日。

同年11月，老人明确讲：“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 

1965年，老人走遍大江南北，饱含热泪：

“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衰。

核弹高置昆仑巅，摧尽腐朽方释怀。” 

——《炮打司令部》，1965年。

他断言，这个社会主义是很难胜利的。修正主义上台，比法西斯还坏。文革时期，只有他一个人反复讲：“要搞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要团结（救党），不要分裂（反党）；要光明正大（文斗），不要搞阴谋诡计（武斗）。” 

谁是人民江山的合格守护者、人民政权的可靠接班人呢？绝对不是那些国民党信徒、社会主义接班人，而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接班人。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又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它的水平远在二者之下。”百年前，我们已醒，人民选择共产主义，为什么不选择社会主义呢？百年后，大家装睡，被迫接受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反思社会主义呢？ 

众所周知，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总是在嘲笑、怀疑、压迫共产主义。然而，打着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旗号的修正主义，包括国民党的新旧三民主义，一直都在扭曲、反对、污蔑、抵制、架空、禁言、封杀乃至屠杀共产主义。

从1927年开始，国民党丧心病狂大肆屠杀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者做得不好，而是比社会主义者好太多了！国共两党都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嫉贤妒能、讳疾忌医、冒名顶替、以假乱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中国革命史用血的教训告诉人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呢？是朋友，又是敌人，理论上始于国民党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新、旧三民主义。

旧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联合资本主义（社+资）模式。孙中山宣称“以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蒋介石坚持之，结果法西斯主义上台，对共产党大屠杀+国民党塌方式腐败。

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领导）联合共产主义（社+共）模式。孙中山指出“共产主义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国民党左派坚持之，结果修正主义上台，颜色革命+全面国民党化。

马列毛主义，共产主义领导（联合）社会主义（共+社）模式。

与传统教科书拼命鼓吹阶级对立、阶级固（异）化的谎言不同，真正的马列毛主义，从来都是坚持五湖四海，工（科学）、农、兵、学（哲学）、商、文（文学）、干，全社会不同职业人群，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统一战线的需要。不是说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现实的，而是说坚持社会主义就是空想，服从共产主义才是科学，坚持社会主义必然是要失败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科学合理、现实可行的人类解放之路。

就是说，坚持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全面领导，团结、带领和帮助全世界友善待我之团体、政党、国家、民族，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共产主义者无分职业、身份、国家、民族，全世界人民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才是新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

面对错综复杂、惊涛骇浪、百年未有之巨变时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伟大建党精神，勇于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解放真理、纠正错误、填补空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自我革命、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我们人民幸福、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才能基业长青！

朱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