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其旺：用伟人的错误纪念毛主席诞辰

——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悟

正值大疫三年全面溃败之际，恰逢敬爱的毛主席129年诞辰纪念日，也是江泽民离世的日子。我阳了十多日，经历了被保护后的劫难，什么事也不想做，于是翻开旧书97年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紧不慢地读着。什么人都有错，唯独“躺平派”没有错，说“大号流感无关系”的是他们，说“全面放开有错”的也是他们，严然一幅特朗普甩锅的嘴脸令人作呕。突然有一股冲动，令我不吐不快。

我一辈子讨厌那些没有错误“永远正确”的人，现在我们就讨论伟人的错误。没有伟人没有错误，特用错误寄托我们的哀思。由于篇幅所限，只能一个伟人选择一个错误。

一、毛主席“检验真理”的错误

97年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下简称《论三观》），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我是1997年12月购得。这本书编得很好，毛泽东部分从1929年12月直至1965年部分论著得到选入，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应该是“正宗”的毛泽东思想部分。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毛主席“检验真理”的最为“正确”的内容。大概是为了印证所谓“实践标准”大讨论的正确性文稿。

恰好相反，我认为毛主席最错误的一句话，或者说最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检验真理”。这句话节选自《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毛主席的完整表达句式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13页，以下凡引用该书的，均只注页码。）

为什么这句话是错的呢？难道真理不需要检验吗？

对！真理不需要检验！真理存在的价值就是使用，而为了使用，就需要对真理的坚持，“坚持真理”是一切共产党人的最高品质。中国共产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为什么取得成功呢？就因为坚持真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找到真正能够坚持这个真理的中国化真理——毛泽东思想，所以才能最后取得胜利。

那么“实践标准大讨论”呢？首先要正本清源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实践标准大讨论”。所谓“大讨论”，是没有对手的单方面“讨论”，用周扬的一句话可以总结，“实践标准大讨论是一场政治斗争”（参考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68页），所有参加大讨论的，都是在做政治表态。而讨论的“对方”，只是打了几个质疑的电话，即所谓“砍旗”的质疑，最大的反对就是《红旗》杂志“不卷入”（同上第254页）。真正的对手没有还手，因为他们失去了政治斗争的权力，即没有掌握军队。

讨伐的对方观点是“两个凡是”，然而其错误是违反辩证法，相当于哲学领域的数学；真理标准即“实践标准”则是唯物论，相当于哲学领域的语文；用“实践标准”去批判“两个凡是”，就等于用语文去批判数学，其荒唐可想而知。

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即“实践标准”的完整表达是：

“实践是检验理论是不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请注意，在这句话里有三个关键词——

实践是检验标准，

理论是检验对象，

真理是检验结果。

“实践、理论、真理”三者缺一不可，这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这与工厂里检验员检验产品是不是合格产品，是一个道理。检验员手里的卡尺是检验工具，即检验标准；产品是检验对象；产品是不是合格，用卡尺量一下就可以了，大了、小了都不行，只有符合卡尺要求的就是合格产品。合格产品才能出厂，出厂后还需不需要再检验呢？不需要再检验，直接地放心地使用就行了。如果合格产品在使用中出了问题，也是检验员的责任，不是卡尺的责任。所以，任何负责任的检验员，都要在合格证上加盖检验员的工号章，以便于追究责任。所以“卡尺（实践）、产品（理论）、合格产品（真理）”三者缺一不可。换成哲学的语言就是：卡尺是检验产品是不是合格产品的唯一标准。

但是，有人把检验对象与检验结果相混淆，说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失去“理论”，即失去了检验对象，就变成一个病句，变成了“检验真理”，而不是“检验理论”。真理的任务是什么？是使用；人们为什么坚持真理，也是为了使用。如果真理需要反复检验，那还需要真理干什么呢？

这个“病句”原来是毛主席说的，他在《论三观》一文中说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P213），是一句在特殊语境下的省略用语。从毛泽东的全文看，当年谁都能听得懂，在那样的语境下，没有人发生误解。例如我们到市场买包子，说“白菜5个，鲜肉5个，红糖10个”，卖包子师傅能够听懂，就会如数卖给我们。这是在包子店里习惯省略关键词“包子”称谓的省略用语。离开了那种语境，单纯地说“白菜5个”，就会成为表达不清的病句。当然，毛泽东的“词不达意”，也是一个理论家不该有的错误，它会埋下后患，而且已经出现了后患。

也就在《论三观》一书中，有毛主席的完整表达。如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P33，节选自《实践论》）原来毛主席是知道的，而且一点也不含糊。但是，有人故意混淆检验对象与检验结果，其用意很简单，就是“砍旗”，后来的事实充分暴露了这一点，有意放纵三十多年的非毛污毛，就是社会实践的历史证明。

二、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的错误

《论三观》的邓小平部分，选择范围分两个部分，一是194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二是1977年8月至1992年1~2月，其内容主要是批判四人帮，继承毛泽东思想方面主要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宗法观念，即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P344）。最令人感动的是“两个如果”，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P375）“你们经常搞义务劳动，这也是政治嘛。”（P382）“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P384）

有力量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P403）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回忆毛泽东前三十年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P411）

没有伟人没有错误，邓小平也是有错误的，他对自己也是要求三七开的。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比如他的“先富带后富”的观念，就是一个不成熟的思想。他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P382）

就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说，“先富论”具有真理性质，即使全部是公有制，要发展也只能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没有例外。但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同样没有例外。用“实践标准”来检验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的观念，显然是走上了弯路。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他说要教育下一代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他没有履行诺言，而且公开地让儿子跑到国外去当资产阶级了。这种带头作用是最为有害的，它鼓励了移民移资的反动潮流，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用另一种形式发生发展起来。不仅先富不能带动后富，就邓小平子女与毛主席子女相比较，也是两极分化，一个住黄金屋，一个与普通群众过着同样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工作没有真实地做下去。这是历史的伟大教训啊。

三、江泽民“军事腐败”的错误

《论三观》的江泽民部分，选择1989年6月24日至1997年7月的文稿，其内容主要是“讲政治”，他说：“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P545）同时提倡“三讲”，开展三讲运动，即“讲学习，试政治，讲正气”的运动（P547）。所有这些讲话，都是具有正能量的，特别是能够接见南街村村级领导，能够引用华西村村支部书记的讲话“家有黄金数吨，一日不过三顿”（P555）。

悼词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什么伟大的一类说辞，而是“军事家”这个头衔。他没有干过军事家的职务，以党中央总书记身份兼任军委主席不是军事家的理由，必须要有军事著作才能成为军事家。仔细翻阅《论三观》，确实看到了他的军事著作。

他在军队建设中同样提倡讲政治，在提倡“以德治国”时，同样提倡“以德治军”。他说：“各行各业都要重视道德建设。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上，要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军性质和特点的军人道德规范。中国古代军队就很强调‘武德’。著名军事家孙膑说过：‘德行者，兵之厚积也。’他把军人的品德，视为军队巩固的基础。无产阶级军队的道德，是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道德有本质区别的最先进的道德。”（P503）

这不是讲空话。自“六四”以后，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直到1998年大洪灾，江泽民身先士卒带领解放军100多万投身抗洪救灾中，才扭转了军队的形象。我生活在长江侧畔，深深地感受到那种鱼水情节。

但就这一点，还不能说明是军事家，悼词上写明“军事家”，必有写的更充分理由。自从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王伟飞机失联以后，中国军工企业就有大变化，这应该是“军事家”头衔的真实来历。有人说，中国由于韬光养晦得到发展机遇。此言不对，韬光养晦只是麻痹敌人的一种小伎俩，真正得到发展机遇的还是自身的强大。一是镇压六四学潮，告诉美国政府任何干预政策都是不起作用的；二是恢复军工企业，强大国体国威，才使得我国得到发展机遇。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发展机遇的根据，这是辩证法。寄希望于韬光养晦，那是小人伎俩，不是大家风范。所以，军事家的名头，必有正当的来历。

可是，江泽民的军事建设再好，却有几员大将倒在腐败路上，甚为可惜。“落后挨打”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历史证明，几次军事失利都是腐败惹的祸。近代战争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腐败是失败的根源。任何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人民战争面前，都是纸老虎。不仅毛主席的手榴弹可以战胜原子弹，而且国弱的阿富汗也胜过美国的先进武器。

所以，江泽民“军事腐败”的错误，是不可以原谅的。我曾经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得到招兵机会的连职军官，他有一肚子话要向陌生人倾诉。他说他得到这个招兵机会，向上级花了10多万元。我问他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不得到100万元回利，就不算成功。我们足足讲了两个多钟头，直到他下车，看到他同伴呼唤，以及下车时的阵仗，才敢相信此人此言非虚。随着他的离开，我的心头一阵一阵冒寒意，依靠这样的军队，怎么打仗？

四、用伟人错误纪念伟人诞辰，是最大的尊重

三个伟人的三个错误，都是不可以原谅的。但是，任何伟人都有错误，又都不可能不犯错误。毛主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能够改正错误，就是真正的圣人。

但是，三个伟人都已仙逝，怎样改正错误呢？

改正错误的任务，就落到继承他们事业的后人身上。首先是承认错误，然后才能够改正错误。如果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那就谈不到改正错误了。毛主席是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人，要求后人对他三七开。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江泽民没有看到他说过，但他是承认三七开的。三七开应该成为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的错误由列宁纠正，列宁的错误由毛主席纠正，毛主席的错误由后人纠正，历史就是在不断纠正前人错误的道路上前进的。今天，不敢于承认邓小平、江泽民的错误，又怎么敢于前进呢？

对于真理标准即实践标准，尚且有它的不足之处。公开地承认它的不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才办得到。恩格斯和列宁在这方面都有过深刻论述，说明实践标准有“不确定性”。如过去注重粮食生产，于是“围湖造田”，实践证明增产了粮食；现在注重生态平衡，于是“退田还湖”，实践证明保护了生态环境。到底哪一个是真理呢？这就是不确定性。任何彻底的理论都有“不确定性”的论证，可见不承认错误的人或党，都是不完全的。

一个人成为伟人，就处在“高处不胜寒”的关头，他就必须牢记老子所言“如履薄冰”的高度自觉性。邓小平江泽民讲的话都是满满正能量的，可是当处于权力最高位时，任何小的过错，都会酿成大的错误。江泽民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己所不正，焉能正人，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一个规律，从古到今，无不如此。”（P531）又说：“只要我们党自己不腐败，自己不蜕变，谁也演变不了我们。”（P472）说得多好啊！

不承认错误是有危险的。如苏联修正主义不承认错误，就落得解体的下场。而乌克兰自废武功，就落到成为代理人战争的被打击者，不论结局如何，他们的国家和人民都遭遇不公正对待，没有国家的主权，更谈不上人权的尊重。总统“侧头斯基”，是一个不住侧过头来看主子脸色的有外国国籍的人，到哪里去找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尊严呢！

当今共产党，只承认毛主席有错误，没有承认其他领导人有错误，可见只有毛主席是受到人们追忆的人，可以说，只有毛主席才是值得人民尊重的人。我们以伟人的错误，去纪念毛主席的129年诞辰，应该是最能够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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