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探索
时间：2021-06-25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探索 2011-02-14 来源: 广州日报 在辛亥革命100年之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接受记者专访，他认为，要真正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100年的时间也许并不够。而目前，在有关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上，“没有必要去扣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帽子”，也“不能把孙中山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 “我认为，孙中山是20世纪初，中国人中最早确定应该用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中国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实际上，孙中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姜义华表示。 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真理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但同时，他又有很广泛的西学知识。我曾在孙中山上海故居，看到他在日本东京丸善书店（专门卖英文原版书的一家书店）所购买的英文书。从藏书书单来看，孙中山对西学的了解，可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人可以超越。”姜义华表示。 据统计，孙中山本人购置和收藏的西文书籍在1800种以上，内容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 姜义华认为，孙中山挑选藏书的眼光“非常之高”。“他购买的一些社会学、政府制度等内容的书籍，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经典著作，甚至有些书，近段时间才被翻译成中文。而这些著作刚刚出版，孙中山就买了。” 姜义华表示，从这一点来看，孙中山确实像毛泽东所讲的“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不是一般性的了解学习西方，而是确确实实地、非常广泛地学习，对近代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等都有相当深的了解。 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孙中山非常重视吸收西方思想精华，加以自己的思索，来解决中华民族的问题。 “孙中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他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孙中山最喜欢讲的是出自《礼记·礼运》的一句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学习西方知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是要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目标。”姜义华表示。 “须臾不忘社会主义” 在姜义华看来，孙中山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行者，“早在1903年，孙中山就明确讲过，须臾不忘社会主义”。同时，孙中山很早就考虑到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用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 1905年，孙中山到布鲁塞尔要求加入第二国际，要求第二国际承认中国革命党人，那时他就强调，第二国际与中国革命党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后来在阐述民生主义时，孙中山也曾清楚地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辛亥革命后，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连续三天做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有人评价说，这“开启了在中国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新页”。 在演讲之前，孙中山将自己从欧美带回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四本书籍《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地税原论》，赠送给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并期望“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 在此次演讲中，孙中山剖析了社会主义产生、形成的社会根源和发展趋势，概述比较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几个派别，并推崇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厥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逐成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迎合一般粗浅之言论矣。” 同时，孙中山还对“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作出阐述，“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但眼前不可能实行，只能实行集产社会主义，使凡属生产之土地、铁路收回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 孙中山认为，“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 因此，姜义华认为：“列宁只看了孙中山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半篇，将之归为民粹主义是不准确的。现在我们完整地看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相当深度可以挖。”他表示，现在我们提到的很多社会主义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人的权益保障等方面，孙中山早在1912年就有相当完整的论述，“孙中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要从交通开始，而我们过去首先发展重工业，后来才发现要发展交通运输。”  辛亥革命是不是资本主义革命 姜义华认为，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发现西方的很多东西与中国的国情没办法真正的吻合。他的政治构想也随之由分权制向集权制、多党制向一党制、地方自治向中央集权转变。 政治构想由分权制向集权制转变 “孙中山最初提出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实际上，孙中山逐步感到，如果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与中国的实际是不相符合的。”姜义华表示，孙中山意识到，中国两千多年来早已形成多民族融合的局面，必须是多民族共存下才能处理好很多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各国列强侵略边疆地区，都想利用边疆的民族问题分裂中国。所以孙中山深刻感到，单一民族的国家口号不利于多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列强侵略，因此，他此后一直倡导建立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这一认识也影响了最初孙中山关于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构想。此前，兴中会就提出要“创立合众政府”，也就是希望建立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但当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自己要组建政府时，他发现，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实际上早已是一个统一体制的国家，联系非常紧密，民族关系也一样，已经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不能再把它分割开来。这一点不像美国，各个州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姜义华说。 同时，孙中山关于学习西方三权分立的构想也在中国的社会现实面前发生了转变。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发现，中国几千年来的考试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已经很完备。在中国传统建制中，三权分立已经产生，如唐朝的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就是遵循了分权的思想。 “中国传统制度是集权下面的分权，集权制约了分权，但有时这一制约也遭到破坏。中国历史上，凡是治理得好的时候，就是集权与分权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清朝末年，中国传统中比较好的国家管理体制遭到破坏。而当孙中山经历辛亥革命之后，他深刻体会到分权与集权的制约关系。”姜义华表示。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把西方的国家管理的方式移植到中国来，能不能进行有效的国家管理。“比如，民国建立之后建立议会，议会选举怎么选？多少个选民选一个议员？选出来的议员是不是能够真的代表选民？”而实际上，辛亥革命后，议会制的实践遭到了挫败。 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的实践，一下子让中国出现了众多党派，具有政党性质的有200多个，当然，要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各党派之间就要联合。因此，政党政治实际上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还一下子产生了大批政客。 “孙中山后来总结中国政党政治的经验时认为，中国当时的状况不适合实行政党政治。因此他重组中国革命党，提出该党必须是一个集中制的党。”姜义华还认为，孙中山对苏俄革命表示出的极大兴趣，某种程度上，就是认为苏俄的一党治国，可能更适合中国。 革命之初要解决的是农民问题 姜义华认为，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本主义革命其实是不准确的。“很多帽子是后人给戴上去的。”姜义华表示，至少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同盟会一些主要成员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更多的是要挽救整个中华民族，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农民的问题。 姜义华表示，回过头来看辛亥革命，实际上是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特别是列强环伺、清朝政府无力带领中国对抗外部侵略的背景下，有识之士要引导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间的一种行为。而辛亥革命提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对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怎么管理、怎么建设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直到现在，这些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辛亥革命的意义不需要拔高，也不要贬低，没有必要去扣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帽子。” 姜义华认为，真正了解辛亥革命不是几年，甚至也不是一百年的时间。“100年来中华文明的变迁、各种探索，也许只能说明，中国要吸收世界优秀的成果，走中国特色的路，成就中华文明的核心的理念。” 访谈 广东一直是孙中山的 革命大本营和根据地 《广州日报》：在辛亥革命中，广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姜义华：广东是中国近代以来革命的大本营。广东是开中国风气之先的地方，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都发端于此。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一直是通过广州，众多侨民带来世界的先进思想。因此，孙中山一直将广东作为革命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黄埔军校都在广东，兴中会主要成员也是广东籍的。 《广州日报》：从很多史料来看，孙中山曾经深受卢梭天赋人权论思想的影响，在您看来，孙中山对“人”的定位是如何思考的呢？ 姜义华：孙中山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开始是非常推崇卢梭天赋人权论思想的，但到后期，孙中山开始对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思考，他对“人”的定位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孙中山晚年再三说到，西方的个人主义未必适合中国国情。西方个人本位的思想，更多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反映，而中国传统从来把个人与社会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因此，孙中山晚年一再讲，必须要形成一个家国共同体。中国的大同、天下为公等思想，都是把个人作为社会共同体来考虑。 《广州日报》：那孙中山对进化论，是否也作出了类似的反思呢？ 姜义华：孙中山晚年也对进化论作出了反思。在革命实践中，他看到，过多的讲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简单地把动物界的规律应用到人类社会。这是不太恰当的。所以他晚年时一再强调，要让伦理的东西来制约进化论。后来，孙中山提倡互助博爱，就是想用人与人之间伦理的关系、道德的关系，来制约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所谓进化论的关系。 《广州日报》：在发动革命时，革命党人很重视由下而上去发动，但在夺取政权后，这一路线似乎发生了转变？ 姜义华：在革命实践中，革命党人经历了精英主义到精英与草根相结合的转变。革命党人一开始更多的是想利用草根，由下而上发动革命。但一旦他们自己执政管理国家，又必然转向精英主义。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让孙中山发现，仅靠这些精英是没有办法跟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势力较量的。所以他晚年赞成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都是希望精英和草根运动结合起来。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孙中山是如何完成这些思想转变的呢？ 姜义华：孙中山对西方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在长时间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发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人民中间已经形成了很多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这些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但是在真正要去管理国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形势比人强，即使是伟大人物的构想，也不能违背客观的形势。 ------------------------------- 姜义华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复旦大学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章炳麟评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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