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6-05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 董光璧：《“生态马克思”或可成为生态文明导向》，载《科学时报》，2007年12月2日。 把生态概念推广到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就应该思考如何维持人类与环境以及人类社会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的稳定平衡。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任务在于：把生态学的共生概念推广到人类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生态链的概念，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渍泥，推广到人类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部。 董光璧：“生态马克思”或可成为生态文明导向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董光璧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既符合时代特征，也符合我们的主流哲学。实际上，生态文明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光璧在16年前出版的小册子《当代新道家》中就讨论了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社会生态危机暴露之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过于简单地把环境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忽视它非制度的一面，甚至有意掩盖本国生态破坏的事实。他在《当代新道家》中引述了理论物理学出身的文化学家卡普拉（Frijiof Capra）1982年的有关评论，这个评论是卡普拉在1978年与未来主义者汉德森（Hazel Henderson）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后形成的： “社会实践主义者的生态认识是淡薄的，并且对他们来说，把它作为一个基础也是困难的，因为其他物种，无论是鲸、美洲杉还是昆虫，不提供改变人类制度的力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长期忽视‘生态马克思’的原因。当今的学者们一直在阐发马克思的有机思想中的某些精华，而对于大多数偏爱组织周围比较简单的问题的社会实践主义者来说，这是有困难的。” 上世纪70年代，苏联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以及伏尔加河、乌拉尔河、黑海、里海地区污染加剧，危及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才引起政府的重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也都面临生态问题。在这种新情势下，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重新发掘马克思的生态观点，在西方还形成了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董光璧在他的《当代新道家》中介绍了中国哲学家余谋昌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生态文化问题》：“在余谋昌看来，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哲学是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宗教是人统治自然的训谕，科学教育为人统治自然而设置，经济学是为了人的经济学……这种人统治自然的价值观所导致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抉择、实行文化转向的历史关头。他把当代的文化转向概括为生态文化。因为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问题、成为经济学的新原则，导出了教育思想的新规范，产生了哲学的新世界观，甚至促使宗教界革新其教谕。余谋昌强调了这种生态文化观要求人和自然作为统一的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人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使自然人化；另一方面自然作用于人，人学习自然的智慧，提高人的素质和人的本质力量，使人自然化。既不是人统治自然，也不是自然统治人，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渗透。” 董光璧接着又给出下面的评论：东方传统文化中长期被忽视的道家思想的生态智慧被重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机思想中长期被忽视的生态观被重新发掘，这意味着从“人与自然的分离”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复归。这种复归既是东方传统文化的一种世界性的复兴，又是一种新启蒙运动。因为这种复归要求，对已经成为传统的“人与自然分离”的现代社会，进行自我批判。但是，这种自我批判的任务不是埋没理性和科学，而是完善、发展理性和科学。 恩格斯曾在其手稿《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论述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报复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得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结果，常常把第一步的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完了，但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成如此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聚集和储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砍光了北坡被十分精细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他们把该地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毁坏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使山泉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干涸了，而雨季又使更加凶狠的洪水倾泄到平原上。 “恩格斯在100多年前的这些论述是就农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变化进行描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则是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改变。”董光璧说：“自然演化产生了人类，人类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文化在本质上是反自然的，即人类以反抗自然求生存，人类活动改变自然的生态是必然。而且人为的生态变化总是以其自然规律给人类以报复，这就是文化对人的异化。” 生态概念源于生物学的分支生态学，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之间的稳定平衡关系。董光璧认为，把生态概念推广到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就应该思考如何维持人类与环境以及人类社会内部人们之间关系的稳定平衡。“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任务在于：把生态学的共生概念推广到人类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董光璧说，“而不是把生态链的概念，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渍泥，推广到人类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部。 关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共生关系，在中国古代就曾产生过“助天说”，人类与自然界并立的“参天化育说”，主张人类要帮助自然界生长发育。“这种助天说是人类与自然界共生思想的先驱，它凸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哲学本质。”董光璧说：“人类与自然界共生思想的现代顶峰是‘地球脑’设计，把地球甚至整个宇宙看作一个超生命机体，人类就是地球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 关于人类社会内部的共生关系，董光璧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克服文化异化的理性重建过程，并且这种重建必须是效率、公正和创造的稳定平衡。“人类学以上的文化可区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大要素，”他说，“技术解决效率问题、制度解决公平问题，观念解决创造问题。” 董光璧希望，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目标性的导向，从而形成另一种维系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