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3-26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 北伐初期国民党员已达百万，为何还要反共？只因我党掌握其命脉 常棣tandy 2021-03-25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五四运动对国共两党的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从事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汲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 当时舆论指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有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 这批知识青年何以会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外，有必要把这一问题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应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新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制度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 在帝政时代，正式编制的官僚队伍的数额有限，每年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人数更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官僚数额的悬殊，势必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 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而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书院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新的教育体制本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各类人才的大量需求相适应，当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 到五四时期，经过新学堂十几年的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队伍已相当壮观。据统计，在五四前夕，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约450万人，与1910年相比，学生人数增长了3倍。以中学而论，1915年全国共有中学444所，学生69770人；到1923年增至738所，学生多达118548人。 此外，大学生和国外留学生人数已达数万人。而那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法提供足够相当的职位和就业机会来吸纳源源不断从新式学堂和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后，中国都市社会集聚了一大批因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知识青年。据1916年对1655名回国留学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其中在家赋闲者多达399人。留学生尚且大量失业，一般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谋职之难，更可想而知。 正因为此，这个时期学运、学潮的主力军是青年学生，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也是青年学生。黄埔军校前三期通过考试选拔入学的两千多名学生中，其学历大多是高小和中学文化程度。1919-1927年间，全国学运、学潮有57%发生在中学(含师范学校)，大专和小学分别为38%和5%。 中小知识青年与上层知识精英相比，其学识能力毕竟稍逊一筹，故而在时代大潮中，他们一般不能成为领潮者，而只能扮演随潮和追潮者的角色。他们常常踵从于上层知识精英之后。当各种主义流行时也难免盲目从之。 其时即有人指出：“一般青年多数只晓得空口谈主义(其实恐怕谈主义的资格都不够)，一味盲目地跟着人家跑，究竟主义是什么东西?哪种主义是否适合国家社会目前的需要?……他们通通不暇顾及。"这里所流露的正是上层知识精英对中小知识青年的看法。在前者看来，后者连“谈主义的资格都不够”。 二、国民党何以在短时间内达百万党员规模 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对中小知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增长，其作用实在不可低估。白话小说最大的读者群和白话文运动的最大支持群体，正是那些介于上层精英和下层大众之间、“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群体。因以往只有熟读文言或洋文者才能跻身于新旧精英行列，如今却做白话文也能与上层精英们一比高低。 不过，对广大中小知识青年而言，更大的机会，或许还是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要知道，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一直到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均是新旧上层精英在唱和，中小知识青年无缘也不够资格参与。 当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宣布要面向大众，由一个封闭型的精英组织改组为一个开放型的群众组织时，试想这对中小知识青年们来说，该是多好的一次参与政治和跻身精英之途的机会啊! 国民党党章规定：“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者，均得为该党党员。这意味着只要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即使普通民众也可以加入国民党，与一些先进的上层精英互为同党，互呼“同志”。不过，真正下层的工农大众若非知识分子们“回到民间”去做耐心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不会主动来投奔国民党的。 因此，真正积极主动投入国民党怀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青年们。 再者，国民党改组以后的党纲决议，已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不再像《民报》时代那样深奥费解，也迎合了中小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尽管孙中山个人对白话小说和白话诗文并不欣赏，但这并未妨碍他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人运用白话文作为唤起民众的工具。 李剑农指出：“辛亥以前的革命党机关报的《民报》，连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有读不懂的(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现在的高小毕业生——让一步说初中毕业生——大概都可以读懂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白话经典了罢；这种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认。”这些能读懂孙中山白话经典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正是这个时期国民党的中坚力量。 本来，对中小知识青年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辩证法、唯物史观等不免过于深奥，但这个时期这些马恩经典原著尚未译为中文，他们不可能也无须去读。他们所接触到的至多不过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参与中共创党的陈公博谈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通俗晓畅的语言文字对阶级斗争学说所作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正迎合了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们的脾胃。 不过，中共是一个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对党员要求有坚定的信仰、坚强的个人品质和铁一般的纪律约束，而且在当时一般国人的心目中，共产党有如洪水猛兽，所谓“父子之亲不认，夫妇之情不顾，打倒智识阶级”乃至“共产共妻”等种种流言，令一些人畏避三舍。即当国民党"联俄”、“容共”之后，外间传闻国民党已“赤化”时，孙中山亦未敢等闲视之，发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四处辟谣，惟恐影响其“清名”。故此，这个时期中小知识青年加入国民党者远比加入共产党者为多。 从兴中会、同盟会一直到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建立在海外。1923年，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组织机构共计400余处，亦绝大多数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区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亦无显著的活动成绩可言。国民党改组前在国内的组织基础非常脆弱，与国内普通民众几乎不发生关系。 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组织。1926年10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全国约90%的省区和25%的县份建立了省级和县级党组织：国民党党员人数增至54.4万余人，其中国内党员约占82%，海外党员约占18%。显然，在改组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由一个偏隅海外的狭隘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动员型政党。 北伐开始后，随着国民党武力的迅猛推进和民众运动气势如虹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党务组织的发展亦如风起云从，一日千里。到1927年初，国民党党员人数号称100万以上。这是当时概略的估计。 据广东、江苏、上海、长沙等省市党员人数的增长率推测，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的半年间，国民党党势确实得到了惊人的扩张。到1927年4月仅广东、江苏、上海、长沙4省市的党员人数总计已达47万余人。以此推测，全国国民党党员100万之数当非虚夸。这一数字是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的5倍，大约相当于19世纪中国乡绅的总数。 三、我党何以控制国民党地方党组织？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松懈之弊”曾作过如下一番痛切地检讨： 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本党在民国13年改组之时，本已采用苏俄共产党之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总章，自区分部而上，系统井然，基于党员义务，亦有明白之规定，无如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而各级党部乃徒为跨党分子垄断党务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 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的诀窍之一，在于它有着笼罩着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改组后，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立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近8000处。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至1万余处。 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 但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当时有位国民党青年这样陈述： “提起本党的区分部的现状，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环顾党内同志，试问对于整顿区分部这件工作能够加以相当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几人!大好的区分部，同志们不去打理变成了有头无足的畸形儿，完全失去分给同志工作的能力…… 国民党“二大”也检讨说，国民党区分部很不坚固，党员多忽略了区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党市”之称的广州，党的基层组织亦呈散漫状况。广州中山大学为孙中山所首创，被誉为国民党的“党化大学”，标榜以“革命科学化，科学革命化”为办学方针，但该校的国民党基层组织也不健全。 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在广东的一些县，区分部党员会议很少举行，或举行而党员不愿到会。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属的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 在国民党党务已公开的一些地区，党员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国民党组织的松懈，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和不良分子混入党籍，亦与这个时期国民党吸收党员的机制不无关系。 本来，俄共组织对吸收党员有严格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须经过预备期，预备期长短不一：工人和农民至少2个月，其他人至少6个月。预备党员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其对党的信仰是否坚定，借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员队伍的质量和组织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时几乎照抄俄共党章，但独未采纳这一制度。 国民党既未采行预备党员制，又号称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不偏于某一特定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吸收党员几乎来者不拒。 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后，新加入党者已有数万人，现警局教练所员生亦全体加入。”同年4月8日该报又报道：“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热心党务，该局人员加入国民党者，闻已达四千余人。”从这两则报道中可知，国民党自改组之初起即滥行集体入党。集体入党的弊端，在于不加甄选，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将某一群体的所有成员网罗无遗，其结果，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日滥。 除集体入党外，还强迫入党。如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根据广州市党部的要求，限令广州市教育局全体职员必须在1月之内加入国民党，不加入者要提出正当理由，否则撤职或停职。 很显然，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是其改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的改组是不成功的。 中共加入国民党时，仅是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但它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自我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优势。 就吸收党员而论，中共明确规定：“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且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 1923年中共开始实行苏俄的预备党员制，规定凡入党者须经过候补期：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1925年10月，中共将候补期缩短为工人农民1个月，知识分子3个月。 对于知识分子入党，中共早期的看法是： “知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知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 中共将“知识阶级”褒之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和“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可见早期中共对“知识阶级”十分重视。同时，中共也看到知识青年“富有浪漫、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种种思想”，故对知识青年的入党严求慎选，务必信仰坚定者才准加入，并以铁的纪律加以约束。知识青年加入中共后，很快被塑造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国共两党同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力量，但国民党既无严密的吸纳机制，亦无健全的基层组织。知识青年大批涌入后，很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形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即当众多知识青年以入党为谋职甚至入仕之阶，而国民党一时又无法解决他们中多数人的“饭碗”时，出现前面所谈到的群相“埋怨国民党无能”的局面；二是导致国民党与下层民众相脱离。中小知识青年本来置身于上层精英与下层大众之间，而其社会价值却希望认同于上层精英而不愿与下层大众为伍。 加之孙中山所倡导的“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国共合作的形态，逐渐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 苏俄方面，当其“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担心中共会被国民党溶化而丧失其独立自主性。苏俄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四五百人的小组织被分散容纳到一个有20万党员的大党中，犹如河川汇入大海，很可能被淹没得无影无踪。直到1925年4月，斯大林还担忧中共寄人篱下的处境及可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 当他得知中共不仅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组织，而且比国民党组织更严密，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时，他甚感惊讶。 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呈逆转之势。 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 “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 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浮夸的成分，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增大则是事实。 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人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几个部长级的职位，但并未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经过“三二〇”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 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 两党组织的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的另一种反应是，部分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 1926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里来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 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虽不断有人反对“容共”，但孙中山自信有控制中共的能力，故一直不曾改变其“容共”初衷。孙中山去世后，主张“分共”者不免有“违教"之嫌，非不得已不敢贸然行事。 “西山会议派”“分共”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违背“遗教”而导致丧失党统“合法性”所致。蒋介石1926年5月14日日记中记曰： “....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于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 可见蒋虽早有分共之心，此时亦尚不敢冒“违教”之险，以免丧失竞争党统的“合法性”王牌。直至“四一二”政变前夕，国共基本上维持着第一种局面。但这种局面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国民党是不可能放弃其领导权的。当蒋介石打下南京、上海后，个人声威倍增，反共时机趋于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蒋虽明知“违教”亦在所不顾了。 （正文完） |